「導演都是有故事要說的人」安哲毅說，他不是戲劇科班出身，也不是天生電影電視的重度愛好者，而是考上大學後，發現自己不是唸室內設計的料，才開始多方摸索接觸自己到底喜歡什麼，想做什麼。

大學的時候，當同學們埋首繪圖趕作業，他跑去參加學運、從圖書館借西洋美術史來K了兩個版本、參加社團，才開始接觸電影、戲劇。退伍後，在朋友介紹下，進了稻田電影工作室，從最基層現場工作做起，一路做到編劇、副導、製作人。長期的幕後工作累積，讓他的生活再也離不開「說故事」這件事。

晨起種菜邊聽別人的故事開啟一天

每天早上起床，安哲毅會到自家頂樓運動伸展筋骨，順便幫菜園澆水、除草、施肥，這時候陪伴他的不是蟲鳴鳥叫，而是手機播放YOUTUBE演講、喜馬拉雅有聲書APＰ.....用聽別人的故事開啟一天。平常開車通勤的時候，會把還沒有消化完的劇本轉錄到音頻APP裡，一心多用地，邊聽邊構思劇本中的故事，甚至，當2013年拍完《刺蝟男孩》後，他覺得那些在監獄裡數日子的受刑人，應該有機會說說可能看不到未來的人生故事，開始，帶著一群學生，抽空往返彰化監獄和九位受刑人家中，拍攝他們想要給家人的《影像家書》。

當被問起身為一個全方位的戲劇專業工作者，最不喜歡哪種工作時，他毫不猶疑地說「處理錢的事情」出身公教家庭的他，沒有過過真正貧窮的生活，但他對貧窮特別敏感，尤其當聽過身旁親友訴親身經歷，便深刻烙印在記憶中，像是他聽過媽媽說小時候的窮困，在小學畢業那年，外公經商失敗，導致無法升學，為了維持家中經濟，每天一早騎腳踏車載外婆去鎮上工地挑石頭賺錢，她幾乎天天低頭掉淚騎到工地，因為路邊經過的都是以前的同學，穿著制服、背著書包去上學。甚至，有天外公叫她去雜貨店賖米，回家的路上卻把米打翻了，安哲毅的媽媽在昏暗天色裡，一人蹲在砂石路上，不停地挑揀，把米和小石子分開，想盡辦法把能吃的米帶回家。

上一代的窮困故事，雖然年代久遠，但從安哲毅口中呈現，卻是場景鮮明，讓人感同身受。

拍攝《影像家書》記錄當面不好說的故事

用影像說故事，很多時候的開端，都帶有目的性，可能是為了說故事而說，可能是為了傳遞某些訊息，但是拍攝結束的成果，卻未必和目的相同。

就像，安哲毅拍攝《影像家書》，一開始是希望受刑人除了在短暫的會客時間與給對外的書寫信件之外，能夠有機會透過影片和家人「真的說說話」。不過，四年多的拍攝期間，近距離貼近在社會邊緣生存的受刑人，安哲毅看到不少從真心裡長出來的動人故事。

像是有位受刑人，已經五次進出監獄，每次對著鏡頭時，總是都說，「媽，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一定會改。」但是有一天，卻意外地對著鏡頭說起為什麼會開始吸毒，現在才深刻感到懊悔。「把自己最深層的秘密告訴家人，希望得到真正的諒解」安哲毅說，當他的家人看到這段影片時，多年來的自責也可能因此解開。

也有受刑人拍攝幾次後，就假釋出獄，安哲毅的團隊會將拍攝影片燒成光碟送給獄友，目的是提醒他「你過去說過這些話，要記得改過自新」。但是沒多久就聽到該位受刑人再度入獄。觸動他開始思考：該如何幫助這些沒有資源、沒有親情支持，只能在社會黑白界線邊緣遊走的人，回到人生常軌上？

「我不是很會說故事的人」安哲毅謙虛地表示，他知道自己和很多會演、會導、會寫故事的導演相比，需要更多的學習，因此在拍戲之前，總是勤做功課，從田野調查、角色訪談中，不停地打開生活視野，「要拍好一部戲，你可能要聽十個故事，最後從中挑選一個呈現，但剩下的九個都會放在心裡，都會變成最珍貴的一部分。」安哲毅說，而留在心裡的故事，就是累積戲劇創作的重要養分。